公元1368年，四处征伐的朱元璋在硝烟迷漫中登基大宝，一统天下，国号大明。新政权的成立，并没有让朱元璋放松警惕，在汲取了历史上唐宋两朝宗室藩微、帝室孤立，危难之时无以藩屏的教训，促使他登基后即大肆分封诸子为藩王。
终明一世，共有八十六亲王。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封了二十四子为王(加朱守谦共封二十五王)。八十六亲王中，实封的亲王有六十四位，追封亲王二十二位。本文重点介绍靖难之役后诸藩王的变化。
朱元璋重新祭起“古先哲王”的法宝，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他出身于贫苦家庭，祖辈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榨，虽然在其得天下过程中，广泛吸纳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但他对地主官吏其实始终是不信任的，而且历代的割据和叛乱导致中央政权孤立无援，这些都促使他不得不考虑重新这个新生政权的统治格局。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不难看出，朱元璋封王建藩，意在拱卫政权，并且解释说“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
虽然有平遥名儒叶伯巨等人曾上书反对，提出了“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但此时的朱元璋已下定了决心。洪武九年(1376年)时，叶伯巨因上书“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被朱元璋认为其离间骨肉，下刑部狱，瘐死。
明太祖二十六子中，长子朱标洪武元年(1368年)被封为皇太子。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定分封诸王之制”，其后有三次大的分封。
第一次分封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分别是：二子秦愍王朱樉，封国西安府;三子晋恭王朱棡，封国太原府;四子燕王朱棣，封国北平府，后即位为明成祖;五子周定王朱橚(初封吴王)，封国开封府;六子楚昭王朱桢，封国武昌府;七子齐王朱榑，封国青州府;八子潭王朱梓，封国长沙府，自焚死，除封;九子赵王朱杞早夭，未封国;十子鲁荒王朱檀，封国兖州府。此外，还有一个侄孙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其父朱文正是朱元璋长兄朱兴隆之子)。
第二次分封是在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分别是：十一子蜀献王朱椿，封国成都府;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封国荆州府;十三子代简王朱桂(初封豫王)，封国大同府;十四子肃庄王朱楧(初封汉王)，封国平凉府(后改甘州左卫，后改兰州);十五子辽简王朱植(初封卫王)，封国广宁卫(后改荆州府)。
第三次分封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其中：十六子庆靖王朱栴，封国宁夏卫;十七子宁献王朱权，封国大宁卫(后改南昌府);十八子岷庄王朱楩，封国云南府(后改武冈州);十九子谷王朱橞，封国宣府左卫(后改长沙府);二十子韩宪王朱松，封国开原卫(后改平凉府);二十一子沈简王朱模，封国潞州;二十二子安惠王朱楹，封国平凉府，无子，除封;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封国南阳府;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封国安陆州，无子，除封;二十五子伊厉王朱，封国河南府;二十六子朱楠，幼殇，无封。
这其中，二十四个藩王“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明史》记载，王府是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而分封在北方边塞，沿长城立国的北平燕王、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晋王、西安秦王、韦州庆王、甘州肃王等九个塞王，更是拥有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和统率权。每年秋九月“出塞捕虏，名肃清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
尤其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由于朱元璋大杀功臣骁将，导致对蒙古各部征战的任务主要依靠诸塞王，成为明朝军事的核心力量。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命晋王、燕王“率师北伐”，大获全胜，“元降军先后旧附”，捷报传来，朱元璋非常高兴地说“朕无北顾忧矣!”
朱元璋时期，这些藩王的存在确实为解除明朝的内忧外患立下了功劳。不过，朱元璋的分封藩王之举毕竟是一项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权宜之策。分封制度相对于中央集权制度来说是离心的，如果说朱元璋在世时，这项制度还能够得以凝聚和强化。那么到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宗法制度下的向心力就越来越弱，这时朱元璋最初所期待的“藩屏帝室”制度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到了下一代建文帝手中俨然就是一块“烫手山芋”。
明惠宗朱允炆是明朝第二位皇帝，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标长子早夭)。因朱标早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按照嫡长子不在则应立嫡长子嫡长孙的原则，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在位四年，就被其四叔燕王朱棣推翻了，原由很简单-“削藩”。《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什么意思呢?建文帝是晚辈，又年轻，而其他诸藩王都是长辈，在长辈面前，建文帝的君臣关系就很微妙了。
从血缘关系上来讲，这些藩王都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是朱允炆的亲叔叔，即使是自十五叔朱植(1377年3月24日生)以下的诸王，个个年纪都比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生)小，可论辈份，他们都是建文帝的长辈，在心理和伦理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从政治地位讲，朱允炆是皇帝，与他们又是君臣关系。所以说，在建文帝这一朝，叔侄、君臣关系很难处理，也就是说，建文帝可以对别人“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但是对他的这些藩王叔叔们确实不好处理。一方是刚刚即位的新皇亟待树立权威，另一方是日益膨胀的诸王权力，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矛盾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
建文帝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的尚武之风不同，继承了其父朱标温和、善思、仁慈的天性，在治国理政方面是“宽通平易之政”，其核心精神即是“宽和”“文治”。在其身边聚集了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等一批儒生文士，处处以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来树立皇帝的权威和改组帝国的权力结构。
《明史·齐泰传》中记载：“先是，帝为太孙时，诸王多尊属，拥重兵，患之，至是因密议削藩。”
面对各藩王拥以重兵，建文帝朱允炆不能不忧心忡忡，太常卿黄子澄曾经以汉代平七国之事，建议削夺诸王之权，此后兵部尚书齐泰也给予了相同的建议，这让仁弱的建文帝坚定了削藩的信念。建文帝在位时，鲁、秦、晋三王已先后于洪武朝时病世，当初皆有重兵的九个塞王只剩下了燕、代、肃、辽、庆、宁、谷七王，这里面最为强大的就是燕王朱棣了。
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建文帝的智囊班子对削藩计划产生了分歧，兵部尚书齐泰认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而太常卿黄子澄则认为“燕预备久，卒难图，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图矣”。“柿子专拣软的捏”，建文帝就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周王朱橚，其是朱棣的胞弟，封地开封。
《明史》列传中记载“建文初，以橚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橚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橚次子汝南王有动告变。帝使李景隆备边，道出汴，猝围王宫，执橚，窜蒙化，诸子并别徙。已，复召还京，锢之。”
建文帝的首次削藩并不高明，他担心周王朱橚会支持燕王，就派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为名，假道经过开封，然后率兵突袭周王府，逮捕了周橚，废为庶人，流放到云南蒙化，后又囚禁到京师。
此后，第二个目标就瞄准了代王朱桂，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性格暴躁，贪虐不法，朱允炆采纳了方孝孺的策略，让他和同母兄长、以贤藩出名的蜀王朱椿在一起，打算让朱椿去感化朱桂。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将朱桂废为庶人，幽禁于大同。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正式对外宣布削夺藩王的军权。
这一年，西平侯沐晟告发岷王朱楩不法，建文帝于是把朱楩的护卫削掉，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紧接着，湘王朱柏伪造宝钞事发，被告其谋反，建文帝命士兵伪装成商旅，把兵器藏在车里，直奔荆州，朱柏自焚。之后，齐王朱榑也因多行不法被告发，废为庶人，与朱橚共同幽禁。
就这样，建文帝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一口气连削周、代、岷、湘、齐五王，诸王震动。但他明显低估了削藩的复杂性，在所剪除的五王中，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同母弟，并没有抓到确凿证据，就突然袭击将其逮捕。而其他诸王多因一纸上疏就直接被废。表面上看，朱允炆的计划是进展顺利，剪除了多个藩王，实际上对强藩之首燕王却是一误再误，也使得其他诸王势力都站到了燕王的这一边。
当时，能与燕王抗衡的有宁王朱权和辽王朱植。而建文帝却担心宁王与燕王联合，于是让人召宁王朱权回朝，此计划未成，干脆削其护卫，这就直接把宁王推向了燕王一边。在靖难兵起之后，建文帝又担心距离朱棣不远且拥有重兵的辽王朱植会支持朱棣，于是召朱植到南京。朱植从海路来到京后，建文帝非但不重用，还将其封地改到了荆州，反而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
面对朝廷的频频动作，燕王朱棣早有准备，他一方面站出来帮助其他兄弟说话，拉拢其他藩王，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练兵，还大量网罗异人术士，铸制兵器。朱棣还在燕王府深挖地穴，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日夜赶造兵器。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养了很多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来掩盖打造兵器的声音。
为了提防燕王造反，朱允炆还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掌握行政权，谢贵、张信任北平都指挥使，掌握军权，让他们严密监视燕王，将提前做好军事部署，在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等北平四周屯驻兵马，随时准备剪除燕王朱棣的势力。
这时的形势对朱允炆来说还是十分有利的，毕竟他作为一国之君，无论从舆论还是权力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后来负责监视工作的张信叛变，提前泄密，导致朱棣以“清君侧”的名号起兵，上疏建文帝，指责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誓师靖难。
此后，叔侄二人兵戎相见，靖难之役爆发，双方互有胜负。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文帝表面上罢免了齐、黄二人职务，以此“悦于燕人”，但已经找到了起兵借口的燕王朱棣哪肯善罢甘休。
战火弥漫了近4年(1399年8月6日-1402年7月13日)，朝廷方面节节败退，回天无力。到建文四年六月乙丑(1402年7月13日)，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一直对藩王身怀疑虑的建文帝朱允炆竟然让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守卫金川门，结果谷王是首先开门迎降，燕王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进入南京城。
后来，宫中起火，火灭之后，建文帝竟然不知所终，强藩燕王终于登上了皇帝之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
靖难之役因削藩而起，燕王朱棣因此而成功夺得皇位，但他深知藩王掌握兵权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即位后的朱棣也把削藩作为了既定方针。不过，与建文帝的削藩计划不同，朱棣显然更讲究策略，对自己的兄弟们是软硬兼施。
朱棣先把被建文帝废黜的周、齐、代、岷四王全部复爵，并大加赏赐。其中，周王朱橚是享赐最重，除恢复爵位还加岁禄五千石。谷王朱橞因开门献城有功，由宣府改封长沙，并赐乐七奏，卫士三百，加赠岁二千石。
宁王朱权是其他诸王中最有实力的，原封大宁，因协助靖难有功，《明史》中记载，朱棣起兵时，早有承诺“燕王谓权，事成，当中分天下”的诺言，不过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后来宁王要求改封苏、杭被拒，最后朱棣把他封至南昌。
复爵加禄改封的同时，朱棣也不忘削除各兄弟手中的权力。曾被建文帝朱允炆废黜的齐王朱榑，被朱棣复封之后，在永乐之初，朱榑仍然是骄横残暴，本性难改，在其封地青州是大量豢养勇士、亡命之徒，擅自封官，甚至违制使用帝号，用自己的卫士负责青州巡守，不让地方官吏参与，朱榑还任意监禁、刑罚他人，齐王府官李珙意图向朝廷举报，被其秘密拘禁，企图杀人灭口。朱棣在得到消息后，三次赐书予以规劝，迫使朱榑来京向朱棣请罪，面对廷臣的弹劾，朱榑大怒“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耶?会斩尽此辈”。朱棣最后罢去其亲兵和王府官属，朱榑留在京城，不准返回封地。永乐四年时，朱榑及其子女被削去爵位，废为庶人，成为永乐年间第一个被废黜的藩王。
第二个被废黜的藩王就是谷王朱橞，按道理说朱橞是有功于朱棣的，但朱橞复封爵位后，日益骄横，“夺民田，侵公税，杀无罪人。长史卢廷刚数谏，磔杀之。招匿亡命，习兵法战阵，造战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度僧千人，为诅咒”。其间，甚至计划乘元旦献灯时，选壮士趁机进宫禁，伺隙为变，还拉拢蜀王一块起事。结果被蜀王告发，被永乐皇帝朱棣召入宫中，群臣同声请诛，朱棣请其他诸王再议，周王、蜀王、楚王皆认为朱橞有违祖训，谋不逆。最后，朱棣只将其父子削爵废为庶人。
宁王朱权改封南昌后，就有人告发他“巫蛊诽谤事”，经密查属于无中生有。朱权深知朱棣的为人，于是后来看破红尘，从此不问政治，洁身自保，“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在永乐一朝相安无事。
周王朱橚复爵后，据说府中违制事件也多有发生，朱棣也同样是赐书规劝，朱橚本人也是更加谨慎。此后，有人告发朱橚谋反，朱橚主动交出了三护卫，远离政治，专心著书立说。
辽王朱植因在靖难之役中没有支持朱棣，因此，倍受冷落。永乐十年(1412年)时被削去护卫。
岷王朱楩复爵后同样是“沉缅废礼，擅收诸司印信，杀戮吏民”，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去护卫、官属。
代王朱桂在复爵后，多次被人控诉行为不轨，朱棣赐书召朱桂入朝，朱桂不来，后来把他的三护卫革去，直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才恢复护卫。
相比较建文一朝的削藩夺权，朱棣更懂得拉拢诸王的信任，团结一批，打击一批。在其登基为帝后，及时为建文帝被废黜的诸王恢复爵位，并大加赏赐，兄弟情谊之深，完全是藩王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了避免其他诸王重演自己夺权的之路，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是改变了各藩王传统的权力格局。例如，早期的九边塞王中，秦、晋二王早死，当初曾支持朱棣靖难的宁王，将其改封至南昌;开门献城的谷王则改封长沙;辽王则延续建文帝时期的改封，并未让其回到广宁，继续留在荆州;剩下的代王期间曾削除护卫;庆王是好学有文，忠孝出天性;而肃王则一直是平庸，洪武二十八年(1395)才就藩甘州，建文元年(1399)乞内徙，移兰州。这时，传统的九王势力格局早已不复存在。
其次，是枪打出头鸟，不轻易废黜诸王。在削除强藩诸王手中权力后，朱棣对一些恶藩除齐王、谷王外，其他的多以削除护卫为惩罚。而且在对诸王的处置上，他通过诸王、群臣廷议来决定这些人的处理结果，不轻易开杀戒。这既能避免授人以口实，又能警示其他诸王能够拥护中央，奉制守法。
因此，永乐一朝并没有彻底解决藩王问题，但使藩王们彻底丧失了在国家事务中的政治活力，最终“别无出仕及谋生之路”，成为一群坐縻厚禄的寄生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