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6年正月初二（1月19日），派往元军求和的陆秀夫一行，和元军派出的使者囊加歹，一同回到了临安。

他们向谢太后（谢道清，宋理宗赵昀的皇后）报告了伯颜拒绝和议的消息。南宋原本准备向元廷称“侄”求和，如果被拒绝还可以改称“侄孙”，但伯颜丝毫不为所动。

一、太皇太后执意称臣

消息很快传遍了临安，引起朝野巨大的恐慌。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心再让一步，向元帝称臣。

陈宜中等人不同意。当年秦桧与金人谈判，同意南宋向金称臣，这一做法曾遭到朝野人士的激烈攻击，使得秦桧后来身败名裂。陈宜中当然不想重蹈覆辙。即便谢太后一再表示，如果能使大宋免于亡国，可以不计较名号和尊卑等问题，陈宜中仍然不愿意让步。

陈宜中自有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当初，为了躲避金兵的追击，高宗皇帝曾从镇江跑到定海，后来又泛舟海上，待金军退走，还不是照样回来做皇帝？既然已有先例，为何不照着办呢？

主意一定，陈宜中立刻率领群臣入宫，向谢太后请求迁都。

谢太后开始并不同意。谁知陈宜中竟哭倒在地，坚持己见，谢太后才勉强答应。她命令给百官发放路费银两，自己也做好准备，随时同皇帝等一道出发。但是直等到日薄西山，仍不见陈宜中的踪影，也没有人来催促上路。

原来，陈宜中安排了第二天启程，仓促之间，忘了说明时间，害得谢太后等人白等。临朝称制的太皇太后这下可是真正发怒了。她本来就不愿意离开临安，现在更认定陈宜中在欺骗她，于是摘下簪珥摔在地上，气冲冲地回到宫中，群臣求见也闭门不纳。

太皇太后执意不肯离开京城，和议又毫无进展，陈宜中等人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初三，嘉兴开城投降。初四，大臣黄镛和陈文龙逃离京城。陈文龙出了临安城之后，有些后悔，又上疏朝廷请求回来，因无人转报，只得怏怏而去。准备迁都的说法传遍全城，不少官员弃职逃走，自谋生路。陈宜中不得不改变初衷，既然走不脱，只好向大元皇帝称臣。他和一些大臣写好书信，派人送到元军军营，向伯颜陈述称臣的意愿。

初五，谢太后任命吴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常璮为参知政事。她不满意陈宜中的行为，所以不希望他再享有“独相”的地位。按照传统做法，任命宰相要用黄、白麻纸写成诏书，在大内正殿上宣读，俗称“宣麻”。中午在慈元殿“宣麻”时，文臣只来了六位，场面极为凄凉。

此时，临安周围各关口的守军都已经溃散，消息传来，人人惊恐万状。谢太后依然执意不肯离开临安，陈宜中等人又表示可以称臣求和，于是监察御史刘岊（音节）奉命带着宋帝称臣表文的副本，前往伯颜军中。表示愿意每年进贡二十五万两银、二十五万匹绢，以表臣服之心，希望忽必烈能够允许南宋保留原有的国土。陈宜中还约定在长安镇与伯颜面谈。

大难临头，这些身居高职的文人还在做梦。他们以为用“绍兴和议”的办法，称臣纳贡，就可以把蒙古人打发回家，继续过偏安的好日子。今非昔比，当年的宋军尚能将金军赶回江北，女真人并不具备统一全国的条件。如今，宋廷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与兵临城下的元军对抗。经过忽必烈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蒙古人不仅在军事上依然保持优势地位，在政治上也逐渐占了上风，已经具备统一全国的实力。此次元军席卷而下，志在必得。

这么多年来，大宋的文臣武将们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自恃有块“礼仪之邦”的牌子，对形势的发展不屑关心，或者做出种种错误的判断。如果早几年就注意到北方政治格局的变化，预做准备，励精图治，振奋精神，用己有的七十万军队，尚有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在元军渡江之后，马上迁都于福州或者广州，利用江南地形，也不是没有可能与之展开持久战。如此大事，没有人统筹安排，都是得过且过，终于沦落到君不君、臣不臣的地步，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对手的最后裁决。

与伯颜议和，还有一个小插曲。

去年，有传言说当涂人孟之缙的妻子赵孟桂，已经被伯颜纳为妾。谢太后于是派使臣带着金帛送给赵氏，请她帮助促成和议。使臣回报说赵孟桂已明确表示和议将成，并拿出了奏书一折。谢太后十分高兴，特赐赵孟桂一纸手诏，另外又送去金帛等物，以示慰问。但从此音讯全无，伯颜的态度似乎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是不是有人乘朝廷之危，为骗取金帛而编造了谣言？几年以后，有人见到了赵孟桂，她说并未被伯颜纳为妾，也从未得到过朝廷颁赐的金帛，更没有见到什么手诏，事情才真相大白。如此并不高明的骗局，居然得逞，还牵动了太皇太后，南宋朝廷也真够荒唐了。

同一天，从海道南下的董文炳率元军抵达盐官，离临安已不到一百里。守城官员盼不到援军，只好率众向元军投降。

二、元军只要无条件投降

七日到十一日，宋使频繁往来于临安与嘉兴之间，无非是要尽快促成称臣纳贡的和议，使元军停止进攻。伯颜的态度很坚决，求和是不能同意的，宋室必须无条件投降。

但是他也不急于麾军包围临安城。行省郎中孟祺曾提醒伯颜：“宋人当今的出路，只有逃往福建。假若我们进兵太快，必会起到催促宋室南逃的作用。一旦临安失去控制，盗贼蜂起，宋朝三百年的积蓄将荡然无存。不如用计安抚宋廷，使其不过于紧张惧怕，就像收摘果实一样，稍等些时间更好。”伯颜同意孟祺的见解，频频派人前往临安，送去书信，表达不妄杀生灵、 优待降人的意思，以求稳定宋人情绪，坚定部分官员乃至太皇太后的降意。

十六日，伯颜抵达长安镇，陈宜中违约，没有前来会面。十七日，在一些大臣的一再催促下，为了防止意外变故，谢太后同意现任皇帝赵㬎的两个兄弟——赵昰和赵昺暂时到福建居住，算是给皇室安排一条后路。

张世杰和文天祥曾建议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即所谓“三宫”）登舟入海，由他们率军与元军背城一战。陈宜中正忙于遣使求和，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意见。伯颜为防止宋人南逃，已做了准备。董文炳泛舟浮海而下，分兵绕到临安城南，就是为了堵截宋人的海上通道。

十八日，三路元军会师皋亭山，距临安仅三十里，元军游骑已经出没于临安城下。城内和、战、降、走的争论还在进行。文天祥向驻兵六和塔的张世杰建议，以京城二十万义士和数万守军，还可一战，张世杰不抱积极态度。当天晚上，群臣在官衙商议最后的对策，至午夜仍然争论不休。这时，元使孟祺等人已经等在旁边。

在孟祺的不断催促下，陈宜中觉得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投降。他入见谢太后，征得了谢太后的同意，派人携传国玉玺十二枚和降表至皋亭山，献给伯颜。

伯颜欣然接受降表和玉玺，派囊加歹随南宋使者返回临安，召陈宜中等人出城，面议具体投降事宜。囊加歹等人进入临安，南宋朝野上下皆知投降之事，于是人各异心，怒斥被人出卖者，哀叹时运不济者，涕泣社稷不存者，惊慌失措不知所为者，暗打主意准备逃走者，无所不有。陈宜中不想与伯颜照面，他悄然溜出京城，逃到温州去了。当事人虽然跑了，投降却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对谢道清和陈宜中的所作所为，后来的南宋遗民颇为不满。有人评价道：“谢太后听信二三位宰执的意见，将祖宗三百年的土地和人民尽数献给北朝，根本不与各地大臣商量，无君臣之义可言。”

三、元军入城，南宋亡国

正月十九日（2月5日），张世杰、刘师勇等将领听说陈宜中已逃走，慌忙率部离开临安，奔往定海等地。陆秀夫和一批文臣，也相继逃出临安。

这时，赵昰和赵昺还留在城内，虽然谢太后曾安排他们前往福建暂住，但一直未能成行，现在满朝文武官员各自忙于找出路，对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都置之不管，谁还能想到要照顾这两个皇兄、皇弟呢？匆忙之间，他们也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奔往婺州方向，几乎没有士兵保护他们。

伯颜听到消息，急令元军至临安城南，封锁钱塘江口，关住城中宋人南逃的大门；同时调动五千精兵，渡江追击南宋逃臣。兵荒马乱中无法确定宋朝皇室去向，所以元军追兵过江之后无功而返。

陈宜中、陆秀夫不辞而别，太皇太后只好依靠文天祥了。她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文天祥始终反对议和与投降，但献降之命出于太皇太后之口，降表由右丞相陈宜中和左丞相吴坚等人操办，作为大宋臣子，他只能唯命是从。他自己已经决心为国尽忠，询问属下幕僚，大家也一致表示愿意跟随文天祥死义。于是文天祥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位叫刘玉川的人，与一个妓女情投意合，发誓白头偕老，于是这个妓女闭门谢客，一意侍奉刘玉川。不久，刘玉川科举及第，授了官职，这个妓女想与他一同赴任，刘玉川却改变初衷。他口头上同意一起赴任，暗中准备了毒酒，毒死了这名妓女，然后上任去了。各位大概不会效仿刘玉川吧。”众人听后大笑，都知道这是文天祥告诫他们不要贪利忘义，要自重自尊。

宋军将领大多逃走，散兵游勇失去节制，乘乱抢掠杀人。十八日，伯颜下令元军士兵不得进城，违令者军法从事；又派人用当地方言向百姓解释大元皇帝宽宏爱民之意。囊加歹等人则奉伯颜之命入宫慰谕谢太后和留下来的宗室成员，进城后看到城内居民大多在家门口贴上了“好投拜”的字样，城内秩序逐渐稳定下来。

谢道清命人前往伯颜军中，磋商善后事宜。二十二日，吴坚、文天祥一行至元军营见伯颜。文天祥对伯颜说道：“大宋继承历代帝王的正统，不是辽、金所能比的。现在北朝是准备把宋变成附属国呢，还是要毁灭其社稷？如果要把宋变成附属国，请你退师至平江或者嘉兴，然后双方商定岁币和犒赏军队的金帛数额。我将亲自将金帛等按议定数额送来，北朝军队不受任何损失，班师而回，这叫作不战而获全胜，乃是上策。假若想毁灭大宋社稷，两淮、两浙、福建、两广还有很多地方在我们手里，发兵攻打，胜败难以预料；假如各地义军皆起，兵连祸结，从此不得安宁。”

伯颜认为文天祥危言耸听，文天祥慨然说道：“大宋的状元宰相，缺的只是以死报国了。宋存我存，宋亡我亡，即使身首异处、赴汤蹈火，亦无所畏惧！”伯颜十分惊奇在宋廷中尚有如此顶天立地的好汉，处于逆境之下，居然能够争辩不屈；倘若把文天祥放回临安，必将影响南宋朝廷的投降进程，于是决意把他留在元军中。

吴坚、贾余庆等人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吴坚唯唯诺诺，完全由元人摆布。贾余庆是有名的“疯子”，后来北上时与元人一同喝酒，满口胡言，把宋朝人毁谤无遗，献媚于元人。还有那个刘岊，居然愿意当着元将的面与一村妇狎戏，被人当笑料戏耍。连吕文焕这些南宋降将都看不过去，认为正是国家灭亡之际才会生出这样一批丑类。

伯颜发现宋人送来的降表仍然写着大宋国号，并且没有称臣的字样，命令程鹏飞与吴坚、贾余庆等一块返回临安修改，只扣留住文天祥。文天祥一再请求返回临安，伯颜只是笑而不答。文天祥斥责伯颜不循常规，破坏两国通使议事；伯颜则声称要与你这位南宋大臣好好商议国家大事。不管怎么讲，文天祥就是不能离开元营一步。

贾余庆、吴坚等回到临安后，不但按照伯颜的意思修改了降表，还让学士院起草诏书，谕告各州郡守臣开城投降。二十五日，程鹏飞偕一干南宋大臣至湖州，向伯颜献上“改正”过的降表和谕告各地的诏文。伯颜置酒，款待南宋来人，也请文天祥同座。酒宴之后，吴坚等登车返回临安，文天祥仍被留下。文天祥大骂贾余庆卖国，并怒责伯颜失信，但都无济于事。文天祥召募来的勤王义兵，也被贾余庆下令解散。

二月初五（2月21日），宋帝赵㬎率领文武官员在祥曦殿向北遥拜，正式发布降表和谕降诏书。伯颜按照忽必烈的意图，在临安设立两浙大都督府，派人入城视事，查核南宋军民户籍和钱谷数量，清点仓库，罢南宋各官府，收百官诰命，接收宋廷的符印图籍，并将赵㬎迁出原来居住的宫殿，另行安置住所。为显示大元的宽宏，安慰宋人，伯颜还下令禁止侵害宋帝陵寝。至此，宋元之间的投降、受降手续基本办完，从名义上来说，大宋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天，大批元军屯驻浙江岸边。太皇太后谢道清闻讯后，在宫中向天祈祷，希望波涛大作，将元军一洗而空。但是过去声势浩大的海潮，居然三日未见，元军安然无恙，人们只能暗叹天助元军。

二月十一日，由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在临安公布。作为江南地区的新主人，忽必烈要求投降了的南宋宗室成员北上，并命令清点宋廷秘书监的图书，太常寺的祭器、乐器，天文地理图册以及户口版籍等，准备运往北方。对于新附臣民，宽待为怀，凡在归附前犯罪的人，一律赦免；公私债务，全部免除；曾经与元军对抗过的人，也免予追究。江南名儒、高僧、名医等及隐逸山林中的名士，由各地官府上报朝廷，加以优待。名胜古迹和寺观庙宇等，则要加以保护。

元廷已经着手在江南地区建立“新秩序”了。

回顾南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月，它再次证实了这样一句话：一个王朝的崩溃，与其说是因外敌强大，不如说是因内部腐朽。失败者的坟墓，大多是自己挖掘的。

本文节选自《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史卫民著，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