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规模乃是世界之最。而且，隐士的生活常常是神秘莫测的。其实，放眼望去，历朝历代其实都有隐士存在，这些隐士通常是因为选择出仕，从而在一段时间里远离社会政治活动，而游走于社会边缘。
作为一段非常关键的转折期，魏晋南北朝前有秦汉、后有隋唐，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潮、文学艺术和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发展和进步。在这其中，隐逸现象是尤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隐逸思想广泛流行、隐士的数量逐渐增多，更主要的是因为隐逸现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那么，值得分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现象为什么会如此突出？
发生于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使得隐逸思想最终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在朝野中，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通过”清议”的形式与宦官集团展开搏斗。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两次与宦官集团的斗争，都以党人的惨败而告终，士大夫阶层元气大伤。
儒家思想中，历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东汉政府也倡导节义精神，这些都在东汉士大夫心中深深扎根。然而，两次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使得士人千百年来的道德和政治信仰瞬间崩塌。他们面对现实已觉得困惑与迷茫，甚至无所适从。
在黑暗的政治面前，他们只能选择缄默甚至隐遁的方式来维持清高的人格尊严、守护心中的政治理想。这是士人无奈的选择，也是专制体制下，士人表达对现实不满和批判的唯一途径。
出世的观念与思想渐渐流行，为隐逸现象的发展推波助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思潮开始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流行起了老庄之学，这对于士人们来说，可谓极具颠覆性地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所谓的玄学。玄学是在老庄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迅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除此之外，佛教与道教也开始兴盛，为隐逸现象推波助澜。
在这一时期，儒学权威急转直下，其他思想便趁虚而入，渐渐活跃起来。老庄思想强调任自然，重个性，蔑视权贵等，使魏晋南北朝士人找到了精神寄托，那是一个摆脱物质利益，不被”物役”的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玄学是魏晋时期一个重大的哲学突破，可谓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隐逸思想的流行与这一时期的宗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佛教。佛教强调断绝尘世的杂念与妄想，并且，我们都熟悉的是佛教的弟子们都隐居山林，在思想和行为上，这些都与隐士有很多相似之处，加之当时的名士和名僧之间往来频繁，所以佛教思想很容易推动隐逸思潮的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隐逸现象逐渐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动荡、战争激烈，政权也随之频繁更替。这段岁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很典型的乱世时期。也正是因为如此动荡的局面存在，隐士才大量出现。
士人的归隐，一方面是为了逃避战乱兵祸，尤其是西晋中后期爆发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混战局面；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远离官场的迫害。对异己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绝对算得上官场最为污独的一面。各种政治集团因为政治利益的不同而相互排斥，以至于相互攻击、迫害甚至杀戮不同集团的人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因避乱避祸而隐居的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数量众多，但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可以说在这一时期，隐士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如今，当我们再次回头评价魏晋南北朝隐士时，我们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评价他们。虽然隐士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隐士们在”立言”和”立德”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他们安贫乐道、不慕荣禄的高迈之气，是古代官场中的一股清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