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历史上人才大爆发的时代，那一定是汉末三国时期，三国时期的人才真的是多到数不胜数，只《三国志》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三国人才就超过1000人。我们且不说三国，就算是东汉末年袁绍、刘表、陶谦等势力下也是人才济济，也正因为如此，汉末三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最生动的。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70年里，都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人才。如果换到另外一个时代，比如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曹操、孙权、刘备集团，任何一个集团都有统一全国的能力。
正因为他们都拥有大量的人才，所以三个国家政权在初期都少有大的政治和军事失误，这才是三国分裂保持了一种均势。到后期吴、蜀人才凋敝，以致于政治昏乱、军备不整、战略失误，结果蜀国仅两个月被魏所灭，吴国也旋即投降。
我们不禁有个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在这几十年里集中涌现？同样是在东汉，在桓灵二帝以前，尚看不到这种盛景。
乱世出英雄，这向来是不变的历史规律，一来是因为乱世之人有上进之心，二来乱世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施展才干、建功立业的机会。正如汉武帝说李广那样，如果生活在高祖那个年代，万户侯岂足道哉！治世让很多人没有了建功的机会，治世会埋没很多人才。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都知道，东汉是在宦官和外戚的斗争中走向灭亡，在后汉晚期，全国的士大夫阶层分成了三党，除了宦官和外戚以外，还有一类人叫作“清流”，所谓的清流就是那些正直、刚正的官员名士。
当时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是都笼络于这三党之下，有的人投靠宦官，有的人投靠外戚，有的两不沾，向清流靠拢。我们都知道，东汉桓、灵二帝时，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两次都是与宦官有关。
简单地来说，第一次是以陈蕃、李膺为首的清流集团向宦官集团发难，第二次是以窦武、陈蕃为首的清流、外戚集团联合向宦官集团发难，结果两次发难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宦官集团的迫害之下，清流集团中的很多人都被终身禁锢，也就是明确规定一辈子不能再做官。所以这些人都退隐山野，很多都以著书教学为业，这些社会清流大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所以他们教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两次党锢之后，清流集团在政治上失势，但是却也因祸得福，他们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资治通鉴》说：“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
崇尚清流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风气，全国的士大夫都以与清流沾边为荣，对清流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争相标榜，而且给他们取了很多雅号。
比如：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硃寓为八俊；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为八顾；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
像这样的称号还有很多，可见社会风气如此。据《后汉书》的说法，后来的荆州牧刘表也是“八顾”之一，还被列为“八及”之一。
不但士大夫读书人崇尚清流，在东汉末期，外戚集团也都愿意与清流合作，甚至连很多宦官也都同情清流党人，很多人都站到了清流党的一边。
三国史中有一个特有名词，叫作“名士”，名士最初指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在汉灵帝光和七年以前，这些人都被雪藏山林，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影响教授了很多人才。
当时的读书人都议论朝政、褒贬人物，以此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都是受到“名士”文化的影响，寻其根源，都是由于两次“党锢之祸”。
后来董卓入主洛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启用清流党人，借此来邀买人心。曹操占领兖州之后，因为杀了名士边让，导致了几乎整个兖州的背叛，由此可知当时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正是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为汉末三国时期积累了人才，分裂割据的诸侯都各自招揽，很多人投身政治，还有很多人才像管宁一样终老山林。到了三国时期，这种风气渐渐地消失，而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都渐渐离世，所以到了后三国时期，整个中国开始人才凋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