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礼是夏礼的基石，在祭祀过程中，夏人最看重的是一个“敬”字。
不忘祖宗恩泽，永记逝者功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亿万黄帝子孙把“顺于鬼神”的情怀，凝聚成了慎终追远的祭祀礼仪。应当承认，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祭祀礼仪，是成就于夏王朝的。史称“夏造殷因”。“夏造”，在礼仪文化上，夏王朝是有创造精神的。“殷因”“因”者“顺”也，殷商王朝只是顺着夏王朝创建起来的礼仪文化走下去而已，然后是代代相因。由殷而周，由周而秦，由秦而汉……一路地因下去，最后建设成了中华的祭祀礼仪文化。
三代“圣王”立下了这样的重祭、重祀规矩：“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这是《礼记·祭法》)提出的五种人值得全体民众永远加以祭祀的规矩。”
“法施于民则祀之”，即能够制定法，并努力推进法的实施的、对法治建设有推进作用的人应重祀。当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法”是宽泛的，既指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又指道德及生活中的重要规范。由此可见，夏朝对法治建设的重视程度。
“以死勤事则祀之”，即能够忠于职守，甚至以死殉职的人。夏朝才刚刚进入阶级社会，职守的观念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还比较淡，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以劳定国则祀之”，即有治国安邦功勋的人。从五帝时代开始有了天下的观念，而从夏开始的阶级社会把“天下”赋予了“国”的概念，谁能把天下这个“国”安定下来,他就是国民的大恩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
“能御大灾则祀之”，即能够带领民众抵御各种自然大灾的人。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礼记·祭法》特别强词“能御大灾则祀之”。“大灾”中首当其冲的是危及农业生产。而能够保护农田、使老百姓有吃有穿的人，最值得怀念。这一点，作为大禹子孙的夏人最有资格提出来。
“能捍大患则祀之”，即能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人。
唐金培强调，作为炎黄子孙，应当永远记住圣王提出的“祭祀五条”。这五条告诉人们，他们不是为祭祀而祭祀，祭祀先人的目的还在于激励后人，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变得更坚强、更果敢、更有理性。
那么，夏人是否依据这“祭祀五条”做了呢？应该说，做了，而且做得很好。《礼记·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夏人重祭的就是这样四个人，他们依次是：黄帝、颛顼、鲧、禹。夏民为何要重点祭祀这四人？
首先是黄帝。黄帝为万物确定了名称，使民众不致怀疑，而且言行、取舍都有准则。黄帝是天下真正的共主，是中华人的人文始祖，值得天下华人共祭。其次是颛顼。颛顼能继承黄帝未竟的事业，通过刻苦自励，把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五帝中，应当说颛顼时代是最平稳、民众最安居乐业的时代，仅此一条也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再次是鲧。鲧是个治水失败的英雄，败的英雄同样也值得“郊祭”。郊祭是一种在郊外举行的祭天神的祭礼。主要是祭天神，夏人在郊祭天神时把自己的祖先请来“配享”。鲧为治水大业出了力，因此有这个资格。另外，鲧为禹父启爷，祭祀祖先，理所当然。最后是禹。“禹能修鲧之功”。鲧治水没有成功，作为鲧的儿子，苦苦修炼，经过13年，终于把治水大业完成了，禹之功可谓大矣。
“夏人的这四祭，可以说为华夏民族日后的祭祀立下了规矩。”，“何人该祭、何人不该，有夏人的规矩在，后人可以变通，但不能违规。”
在祭祀过程中，夏人最看重的是一个“敬”字。夏人反对祭祀上的繁文缛礼。《礼记·祭法》曰：“祭不欲数（烦琐），数则烦，烦则不敬。”夏朝人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太讲究礼数了，相反就“不敬”了，就会违背建立祭祀活动的初衷。
“行孝必须践行对父母奉养的责任与义务，只有家庭和家族稳定了，国家的稳定才有了基础。”，“尽孝道必须懂得对父母感恩和追思，特别是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它反而把汉民族宣扬的孝道精神推到最高峰，为后世还留下了叙之以文，咏之以歌的《二十四孝》。”
那么，从原始社会的官天下，到刚进入奴隶社会的家天下的夏朝，其孝礼究竟如何？为什么又把孝礼称作是夏礼的基石呢？连日来，河南法制报记者奔波在中原大地上，追寻、探索远古的孝礼。
《二十四孝》是元朝郭居敬编录，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中行孝的故事集。《二十四孝》中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虞舜孝心感动上天。
夏禹是五帝的最后一帝——舜帝的直接政治继承人，也是舜孝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太史公写下了凡是炎黄子孙都耳熟能详的“孝感动天”的故事：舜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舜父又娶了妻，生了个名字叫象的儿子，这是个很傲慢无礼的孩子。舜的父亲很爱后妻和后妻生的小儿子，常想杀死舜。虽然如此，舜还是对家人很好。“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他的孝顺名声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尧正在寻找后继者，大家都推举舜。后来舜践天子位后，还是十分孝顺他那个父亲，“王朝父瞽叟，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
舜的这些作为，后来被人以“孝感动天”之名编在《二十四孝》中，成为最为感人的《二十四孝》“第一孝”。
很显然，禹开拓的夏之孝礼，是深受舜“孝”影响的。在舜当天子32年的时候，舜于是早作打算，把禹推荐给上天（代行天子之政），这说明了两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禹作为舜“孝”观念的传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禹自身的行为，为夏的孝礼定下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