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时期的天象观测

夏朝历史 8个月前

夏王朝的文字至今没有发现,难免造成历史的缺憾,不过通过考古手段已知,从仰韶到龙山时代不断发现有几十种刻划符号,应该是文字的鼻祖。夏朝主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为了农时的需要,夏人已经学会了观察天象,掌握气候的变化,并用干支纪日法编写了《夏小正》。它是一部月令历书,详细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的物候和农事活动规律,以及星宿的出没,候鸟的往来,草木的荣萎和虫禽的鸣蛰等。

夏朝时期的天象观测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临汝煤山、洛阳矬李等夏文化遗址中,已发现陶器和石器骨器上面的刻划“符号”有50余种,仅二里头遗址就有20余种。其中有些与甲骨文相似,有些与现代汉字的结构相同,应该视其为文字,只是我们暂时还没能破译而已。

我国的先秦史籍表明,很多史料引自《夏书》,这就是说,夏朝不但有文字,而且已经有了以文字记录的典章书籍。《左传》转引《夏书》记述,在仲康时期,当时方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惊恐万状,击鼓奔走,以为发生了天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从而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人们就已经将天象观测列为国家的政务,像祭祀活动样重要,并设置司天的官职从事这项工作。

史书记载,羲氏与和氏两家族自尧、舜以来,世代执掌天地四时之官,观察天文、地理,制定历法和时令节气,用于农业生产。但是,夏朝自太康以后,因为帝王自己不问朝政,四处游玩,于是上行下效致使许多官员严重失职。这一时期的羲氏、和氏两家族也乘机在私邑里酗酒玩乐,荒废其职,以致历法混乱,过差失度。正是缘于此,仲康时期发生的那次日蚀,没有被提早预测出来,因而造成全国上下一片恐慌。

但是,这次玩忽职守也遭到严惩,使他们丢掉了性命。据《太平御览》卷七载:“禹时钩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焕如连璧。’”这种特殊的天象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逐渐相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耀眼的珠宝,或如明亮的拱璧,壮观异常。古代统治者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因此将“五星聚合”看作祥瑞之兆,借机大肆渲染。并把它的行度、动态、灾变与社会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作为警示。

1996年,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禹时五星聚”的天文推算工程,被交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负责,试图推算出这次天象的年代,用以佐证夏纪年。科学家们应用美国APC软件公司开发的最新电子技术,围绕着夏初纪年前后一二百年的范围内进行搜索,结果发现在公元前1953年2月,果然发生过一次五星聚合的天象。

夏朝时期的天象观测

电子计算机显示,从该年的2月中旬起,每天黎明前,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辉煌耀眼,撼人心扉。这种奇特的天象延续了近一个月,尤其到了2月26日午夜,五大行星几乎聚合在一起,发出银色的光辉。据此天文学家断言: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难得的一次“纬合宿”,即五星聚合现象。当初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贞祥”,暗示帝王兴起,将要建立新的王朝了。

现代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绝大多数是出自实际观测,应该基本上是可靠的,但也不排除出于其他的政治目的,而被统治者篡改或加以附会的可能。因此,以“禹时五星聚”而推算出来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定夏纪年的一个参考数据,而不能将其作为确切纪年。制定历法在夏朝已经开始,我国现今保存在《大戴礼记》的《夏小正》,是最早的一部夏历。

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的内容,据现代学者考证,是夏朝的历法和百姓一年中的生活状况,而传文则是战国至秦汉间学者的注文。夏朝主要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为了农时的需要,夏人已经学会了观察天象,掌握气候的变化,并用干支纪日法编写了《夏小正》。它是一部月令历书,详细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的物候和农事活动规律,以及星宿的出没,候鸟的往来,草木的荣萎和虫禽的鸣蛰等。

根据经验,夏历中规定了每月农事活动的大致安排。如正月万物复苏,蛰虫开始出土,大雁往北方,柳树长出新芽,农夫开始打理田地。三月:大地更新,桑树发芽,杨树抽枝,斑鸠鸣叫,开始养蚕。七月:芦苇开花,池中长出浮萍,雨季来临。八月:果满枝,瓜满园,已到收获的季节。九月:大雁南飞,各种动物开始入穴,准备过冬。

十月:捕捉野兽的时节到了,乌鸦忽高忽低地飞翔,夜变长了。十一月:商旅不行,万物不通,国王开始进行狩猎,他们拿出精良的弓箭,麋鹿纷纷坠落于弓箭下。这些无疑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大自然季节变化的总结,是为了适应农时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这部历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十分深远。

传说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有所不同:“夏正建寅,股正建丑,周正建子”,即夏朝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商朝则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二个月,周朝又把每年的正月放在冬至的当月。而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这三种历法中,夏历更符合人民的生活规律,也便于农田管理,因此几千年来一直被使用着。